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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矿业报:我国矿业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辑探析之二、三

2021-09-30

 

红色是矿业文化最亮丽的色彩

——我国矿业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辑探析之二

发表时间:2021-09-28  来源:中国矿业报

  ◎  本报记者 赵腊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矿山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矿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便与矿业结下不解之缘。矿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红色矿山更是成为矿业文化的一股清流。

 

      一、矿业工人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输入了优质血液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的1921年秋天,毛泽东同志按照党的“一大”关于“着手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精神,来到安源路矿开展工作。他这样定义工人阶级:“工”字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就代表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顶天立地。

  随后,党又派刘少奇等同志到安源常驻,先后在工人中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共产党支部,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中国共产党派出刘少奇为代表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最终他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13项条件,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形成了以中共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工人俱乐部为公开组织形式的阶级队伍。

  1930年秋天,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安源休整。当时,“跟着毛委员当红军”成为安源工人的迫切愿望,有148名矿工组建成工农红军第一个工兵连,开拔井冈,转战南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安源矿井里走出了杨得志、萧劲光、吴烈、吴运铎、熊飞等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无独有偶。位于湘南千年古镇水口山的“水口山矿务局”,被誉为“中国铅都”。1921年10月中旬,毛泽东到衡阳指导建立中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党小组时提出,到水口山矿去,建党要与工人结合起来。1922年4月,毛泽东首次来到水口山,了解铅锌矿工人疾苦,点燃了工人运动的火种。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的喜讯鼓舞了水口山铅锌矿的工人。11月27日,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在康家戏台举行成立大会。

  1922年12月5日,俱乐部发布罢工宣言。12月27日,矿局被迫承认工人俱乐部所提18项条件,罢工取得彻底胜利。

  1928年,宋乔生等成功领导水口山工人起义。随后带领起义工人和农民建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正是这支游击队,书写了“八百矿工上井冈”的传奇。

  在井冈山上,工人们发挥技术优势,组建军械所,修造武器,创办了人民军队最早的兵工厂。水口山工人武装被编为红四军军部直属特务营,是后来中央警卫团的前身。从水口山走出来的耿飚同志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将军。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曾如此评价:“中国矿山虽多,唯有全部组织的,只有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而水口山铅锌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

  开滦煤矿的矿工们受着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工时长,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生活非常困苦,故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说。

  1922年,开滦煤矿成立了河北省最早的党支部——唐山矿党支部,成为点亮百里煤海的红色火焰。1922年10月16日,开滦五矿推举赵芯峰、李星昌等8名代表,向矿方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的6项要求,被矿局无理拒绝。

  10月23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及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组织发动开滦五矿(指唐山矿、林西矿、马家沟矿、赵各庄矿、唐家庄矿)、3万余名工人,举行了历时25天的开滦五矿工人同盟大罢工。

  这次大罢工虽然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给予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最重要的罢工之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各阶层分析》中,毛泽东称“开滦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

  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首个公营矿山和公司,为革命红色政权提供资源保障和经费支持,也为管理矿山积累了经验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在赣南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大,经费来源成为问题。

  转战赣南途中,见到晶莹闪亮的钨砂,毛泽东激动不已:“若得赣南钨矿资源,何愁给养没有着落?何愁革命不能成功?”朱德则诗兴大发:“‘特矿之首’,果不其然;‘世界钨都’,名不虚传!”在率领红四军扭转长期被动局面后,他们决定抓住时机,解决经费问题,巩固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中共赣南特委把工作中心转移到钨矿主要产地,在数个矿区建立了党和工会组织,开展维权罢工斗争,积蓄夺矿力量。1930年三、四月间,红军以当地矿工和农民为主体,组建了红二十六纵队和红二十二纵队。毛泽东亲自调研并撰写编印《仁风山及其附近》的小册子,指示要以矿山为重点、以矿工为骨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最终实现全境赤化。从1930年12月起,中央苏区控制了赣南的大部分钨矿资源。

  1932年初,毛泽东派他的弟弟毛泽民到赣南调查,动员了500多名工人,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这是苏区第一个公营钨矿,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有营利性企业。 

  1932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民来到仁凤山,一手创建了中华钨矿公司。毛泽民创新生产经营体制机制,选拔一批红军、矿工骨干充实干部队伍,极大地调动了矿工的积极性。中华钨矿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规模横跨于都、会昌、泰和3个县,包括2个公营矿山、5个生产合作社和1个洗砂厂。1933年,公司开采、收购的钨砂总量比1932年增加近4倍,达到4193吨,职工发展到3500余人。

  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钨砂贸易总计为苏区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增强了苏区的财政实力,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十万红军的给养、抗击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及其他边区重视矿业人才培养,开展了诸多地质调查和矿业开发,为边区政府与根据地建设提供了急需的矿产,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敌后抗日斗争

  1935年4月28日,刘志丹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延长、永坪,接管延长油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迅速组织恢复延长和永坪两地的石油生产,炼出了煤油、擦枪油、蜡烛、石墨等产品,供应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各部队。

  1939年,中央决定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1941年在科学院大学部设地质采矿系,培养地矿人才,同时成立陕甘宁边区地质矿冶学会。中央军委也在军事工业局设立第一科,专司地质采矿。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设立建设厅工矿科,负责地质、采矿及安全等管理。

  1941年,陕甘宁边区提出石油产量要比1940年增产3倍的目标任务,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派专家赴延长协助完成任务。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地质矿冶学会组织开展首次大面积矿产地质调查,对边区的地质及煤、油、铁、油页岩等有了基本了解。之后,专家们在延长西南七里村一带找到两口高产井。

  从1939年至1946年,延长共产原油3155吨、汽油164吨、煤油5120吨,为边区政府提供了汽油、煤油、柴油、机油、蜡烛等产品,不仅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运输、照明、印刷等需求,还用部分产品换取了布匹和其他物资。延长石油成为陕甘宁边区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陕甘宁边区地质矿冶学会的地矿专家还在关中衣食村至赤水50多公里的矿带上找到焦煤、铁矿、耐火粘土、熔剂灰岩、硅石等矿产资源。同时,盐、石膏、泥煤、芒硝、油母页岩、锰矿等找矿工作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五九旅曾在三边开垦采盐,解决了200多万军民的食盐问题,用食盐换回粮食、药品等物资,还向边区政府缴税3000余万元,对边区政府的贡献最高达到90%,被毛泽东誉为“定(边)盐(池)是边区的经济命脉,是中央第一财政”。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建设炼铁厂,先组成建厂筹备处。1945年春,日产一吨灰生铁的“西北铁厂”在瓦窑堡建成。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本投降后统一改称为“解放区”)共有19个,不仅陕甘宁边区取得丰硕成果,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矿产开发成效也很显著。

  晋绥边区建设了许多煤矿,到1944年已有336座,还办了铁矿、钢厂。

  1940年至1943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开展多处地质矿产调查,开办的小煤矿有472个,日产煤达2739吨;在河北内丘发现一处黄铁矿,很快就得到了开采。1945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颁布《太行山区的采矿条例》。其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煤矿、金矿、铁矿、盐矿均有发展,并于1944年8月举办了抗日根据地第一届工业展览会。

  在八年抗战中,中共胶东特委与日伪汉奸进行斗争,争夺招远的黄金资源,秘密运送数十万两黄金到延安。

  四、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矿业开发为取得全国解放、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为全国解放后全面接管矿山、恢复生产积累了经验

  1947年9月,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延长石油厂重新回到人民手中。1948年延长石油厂恢复生产,当年生产原油158吨,汽油产率提高到21%。1949年,延长石油厂在七里村打井4口,一些老井得到加深和改造,实现年产原油820吨、汽油176吨,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进军。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解放区政府从日本人手上接管了一批矿山;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又从国民党手中接管了一些矿山,并迅速恢复生产。

  需要指出的是,解放战争期间,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面对国民党及其特务对矿山的破坏,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矿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广大职工支持下,取得了保矿护矿的胜利,让大多数矿山回到了人民手中。

  比如,玉门油田曾是国民党政府倚重的能源基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马步芳和驻玉门油矿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头目放出风声,“要在解放前夕,将油矿破坏”。鲜为人知的是,1941~1944年间,玉门油矿曾有过中共地下党组织,职工们受到过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熏陶,有着良好的思想基础。当时油矿的主要领导人——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经理邹明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关键时刻,在广大职工的支持下,油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护矿工作,赖以生产运行的设备和器材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949年9月25日,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神速开到玉门油矿,玉门油矿获得解放。

  纵观红军时期、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矿业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归纳与总结出一些特点。首先,无论是开发矿业还是进行革命和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振奋民族精神,把矿业开发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其次,紧紧依靠与相信工人阶级,充分调动矿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他们的地位,关心他们的命运,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环境,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第三,将理想信念与革命精神转化为干好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怕困难,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敢于牺牲。第四,把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放在重要岗位上,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开展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第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专家与专业人员的积极性,重视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第六,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地质、矿业专业人才培养,学以致用。

 

 

 

矿业文化因中国实践而精彩纷呈

——我国矿业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辑探析之三

发表时间:2021-09-29  来源:中国矿业报

  ◎  本报记者 赵腊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矿业发展的历史新纪元,中国自此进入了现代矿业发展的新时期。而循着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矿业发展的铿镪步伐,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矿业文化发展的清晰足迹。

一、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在“开发矿业”精神的感召下,广大的地质人员和矿业职工,发愤图强、戮力同心,艰苦创业,矿业生产很快恢复并快速增长,地质找矿取得显著成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确定1949-1953年为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家急需矿产资源,大力开发矿业、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国家要求地质系统和矿业行业主要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成立机构,组织地质队伍开展资源勘查,摸清资源家底,为建设新矿山创造条件;二是抓紧恢复因战争损坏的矿山,恢复矿业生产。

  1950年2月17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为留苏学生任湘题写“开发矿业”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是毛泽东主席对一个留学生的殷切希望,更是寄托着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矿业发展的期望。“开发矿业”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地矿人献身祖国地矿事业的巨大的精神动力。

  在“开发矿业”精神的感召下,大批地矿工作者满怀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热忱,以矿业兴国为己任,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把青春、激情甚至生命奉献给了矿业开发事业。

  1950年4月,李四光应邀回国,受命组织全国的地质工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

  这一时期,中央已经开始对地质工作进行布局谋篇。1951年地质工作计划大纲明确将铁、煤、石油、铜、铅、锌、铍、锂、金、云母等20种矿产列为需要探明储量的矿种。1952年11月,地质部第一次全国计划会议提出,“要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195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国地质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的社论。

  与此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人民政府接管的矿山开始恢复生产,并兴建了一批新的矿山。

  短短的几年时间,全国83%的煤矿恢复生产。1952年全国煤炭生产能力增长到70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49万吨,约为1949年的两倍;全国共生产铁矿石近千万吨,其中1952年生产铁矿石429万吨,为1949年的8.5倍。1952年,全国原油产量达19.55万吨,约为1949年的3.6倍;钨、锡、镁、钼、铜、铅、锌、锑等8种有色金属精矿产量达47697吨,产金6.452吨,为1949年的1.6倍。

  二、1953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矿业行业急国家之所急,克服重重困难,加快矿产勘查开发,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矿产资源保障。

  在1953年-1978年这25年间,我国累计发现并探明储量的矿产达131种,其中能源矿产6种、金属矿产53种、非金属矿产70种、水气矿产2种,为建设新矿山、发展矿业生产提供了资源保障。

  同时,扩建和新建了一大批矿山,一座座矿业城市拔地而起。煤矿: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阜新、鹤岗等15个老矿区,同时开始新建平顶山、包头、潞安、鹤壁、中梁山等10个新矿区。铁矿:扩建和新建了辽宁鞍山和本溪、河北迁安和邯郸、四川攀枝花、内蒙古白云鄂博湖北大冶等地的铁矿。石油:建设起了大庆、胜利、大港、辽河、中原、克拉玛依、苏北等地的油田。此外,还在云南、湖南、广东、辽宁、甘肃、河南等地新建了一大批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矿。

  这25年间,我国的主要矿产品产量大幅增长。1978年,我国原煤产量达6.1786亿吨,为1949年的19倍;原油产量达10405万吨,为1949年的867倍;铁矿石产量达11779万吨,为1949年的199倍;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达95.24万吨,为1949年的73.26倍;黄金产量达19.673吨,为1949年的4.8倍;化肥产量达869.3万吨,为1949年的1448倍;原盐产量达1952.5万吨,为1949年的6.5倍。

  回过头来看,这一时期,尽管由于经验不足、国际形势的影响,以及指导思想上的偏差,矿业行业受到了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冲击与影响,矿业发展没有取得本来应当取得的成果,但矿业发展的主轴仍是落实“开发矿业”的精神,地质工作仍然取得长足进展,一大批新建的骨干矿山建成,并涌现出大庆、鞍钢那样的先进典型,矿业文化深深地融入到矿业开发的实践当中,成为巨大的精神推动力。

  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资源战略,坚持国内资源为主,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参与合作勘查、开发,地质找矿和矿业开发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真正成为世界矿业大国。

  地质找矿方面,南海、东海、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等油气勘探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经勘探证实,陕西-内蒙古一带、神府-东胜煤田成为世界级大型优质煤田;山东胶东地区发现一批大型金矿;西藏、云南、四川等地的三江地区和甘肃西成地区发现一大批有色金属矿。截至目前,全国已发现矿产172种,其中能源矿产12种,金属矿产59种,非金属矿产95种,水气矿产6种。已发现并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62种。 

  矿业开发方面,建成兖矿、大同等14个现代化矿务局和王庄、石圪节、漳村等107个现代化矿井;贵州瓮福、湖北大悟黄麦岭和湖北荆襄三大矿肥基地,青海钾盐矿一期工程,辽宁宽甸硼矿,江西永丰、浙江遂昌、内蒙古四子王旗等地萤石矿等相继建成投产。

  从1949年至矿业发展高峰时的2016年,我国煤炭产量从32万吨增长至33.64亿吨(2015年最高时为37.5亿吨);石油从7万吨增长至2.0亿吨(2015年最高时为2.1亿吨);天然气从700万立方米增长至1368.3亿立方米;铁矿石从59万吨增长至12.8亿吨(2015年最高时为13.8亿吨);十种有色金属从1万吨增长至5283万吨;黄金从4吨增长至453吨,并且我国已经连续几年是世界上第一大黄金生产国。

  截止到2015年的统计,我国非油气矿山企业数量为83648个,其中大型矿山4140家,中型矿山6667家,小型矿山48390家,小矿24451家。2015年开采矿石总量(原矿量)为96.28亿吨,矿业总产值为11735.62亿元。另据统计,我国因矿而兴的各类矿业城镇有400多座,矿业城镇人口约3亿人,成为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建成了包括能源、钢铁、有色、化工、非金属及建材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矿业及原材料加工工业体系,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真正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矿业大国。

  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压缩式发展,在生产方式上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循环的特征,致使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突出表现在能源和其它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过快,资源环境代价过高,资源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在承受这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从行业和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如何兼顾好矿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比如,资源基础不牢,一些矿产对外依存度偏高;矿山技术装备水平不均衡,不少中小矿山企业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仍然落后;矿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高,创新动力不足;市场投资、资源环境缺乏吸引力;一些地方粗放式开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环境严重污染、安全问题突出等。

  对此,在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自然环境的双重约束之下,如何绕过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之路,实现资源开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高效利用矿产资源,并采取切合实际的对策与措施,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并认真思考、切实解决的问题。

  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矿业行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两山”理念,正确处理好资源保障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为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我国绿色勘查、绿色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取得明显成效,矿业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资源利用率、矿山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新突破,矿业国际合作取得新进展,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矿政管理方面,2013年以来,行业主管部门取消了一批地质矿产类审批事项,清理了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营造公平市场环境,激发社会活力。“十二五”期间,原国土资源部共选择661家矿山企业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191家试点矿山通过评估。2017年3月,原国土资源部会同财政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对加强绿色矿山建设提出系统性的设计,从用矿、用地、财政、金融四方面明确政策支持。2019年,29个省(区、市)推荐的1024家矿山企业中,经过遴选,最后有953家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

  原国土资源部联合各相关部门综合施策,全力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报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意见》。联合工信、财政等部门下发《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鼓励各地探索PPP模式、第三方治理等。印发《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明确激励政策,吸引社会投入,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式。同时,明确煤炭、铁等88个矿种“三率”指标要求,遴选推广360项先进适用采选技术、工艺及装备,提升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

  在地质找矿方面,经过10年的努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丰硕成果。石油、天然气新增资源量分别为101亿吨、6.85万亿立方米,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查明总量的25%、45%,发现17个亿吨级大油田和21个千亿立方米级大气田;晶质石墨新增资源量为3.36亿吨,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查明总量的65%,锰、钼、钨、金、铅锌、铝土矿、钾盐、煤炭、铜、镍、萤石储量均有大幅增长,新形成32处非油气矿产资源基地。在长江经济带取得页岩气调查重大发现,在青海共和盆地实现干热岩调查突破。先后两次圆满完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作,我国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水平井钻采技术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同时,87座老矿山新增资源量达到大中型矿床规模,755座生产矿山不同程度地延长了服务年限,稳定职工就业20余万人。

  在矿业开发方面,在经历了矿业十年的黄金周期之后,在需求大规模增长的驱动下,我国大宗矿产品在“十三五”期间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其中煤炭、粗钢、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增长最为显著。2017年,全国煤炭、粗钢、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曾一度分别高达34.5亿吨、8.3亿吨、5 378万吨、23.3亿吨,较新中国成立时分别增长了100多倍、5 000多倍、4 000多倍、3 000多倍。

  目前,中国年矿石开采总量超过300亿吨,在全球矿产品生产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我国仍是煤炭、铁矿石、铅矿、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等20多种矿产品的全球最大生产国,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更快。

  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能源资源、十种有色金属等主要矿产品的产量不同程度增长。其中,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0.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8%;原煤39亿吨,比上年增长1.4%;原油19476.9万吨,比上年增长1.6%;天然气1925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9.8%;十种有色金属生产总量为6188.4万吨,比上年增长5.5%。

  根据需求结构变化进行矿产品结构性调整,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绿色化改造。矿业由外延式粗放管理向内涵式集约管理转变加强,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技术装备自主创新进步明显,不少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例如综采设备、大型破碎研磨机、输送设备、地浸采铀、伴生萤石选矿等,均已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另外,信息化技术在矿山设计、施工、开采、安全、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大多数现代化矿井和大型集团公司都实现了井下监测系统联网,部分矿山实现了智能矿山的目标。

  近年来,通过结构优化调整以及去产能、环境约束、自然淘汰等因素,全国非油气矿山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但矿山规模结构得到显著改善,我国大型矿业公司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加强。据矿业网站公布的全球50强矿业公司排行榜中,我国有六家矿企入围,包括紫金矿业、山东黄金、洛阳钼业、江西铜业及兖州煤业等。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矿业向着绿色、安全、和谐、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矿业长驱发展。矿业发展不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矿产资源保障,探索出了一条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途径,也为构建全球矿业命运共同体和矿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了中国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